毛诗序《关雎》②，后妃之德也③，风之始也④，所以风天下⑤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⑥，用之邦国焉⑦。风，风也，教也；风以动⑧之，教以化⑨之。
①毛诗序：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
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毛诗于古《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
看来很像是一篇总序。②《关睢》：《诗经·国风·周南》第一首诗的篇名。
③后妃之德也：后妃，天子之妻，旧说指周文王妃太姒。此处说《关雎》是称颂后妃美德的。
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性行合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这种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的。
汉儒往往如此。④风之始也：本指《关雎》为《诗经》的国风之首之意。
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
这是有违原意的，但汉人往往从教化的角度对诗句作牵强乃至歪曲的解释。⑤风：读去声，用作动词，教化之意。
⑥用之乡人焉：相传古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人”，指百姓。《礼记·乡饮酒礼》载：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
所以《正义》释“用之乡人”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⑦用之邦国焉：《仪礼·燕礼》载：诸侯行燕礼饮燕其臣子宾客时，歌乡乐《关雎》、《葛覃》等。
故《正义》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⑧动：感动。
⑨化：感化。诗者，志之所之也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①志之所之：之，《说文》释为“出也”；句意诗乃由 志而产生。
②“情动于中”以下五句：意指心中有情感而后用语言传达出来；意犹未尽，则继之以咨嗟叹息；再有不足，则继之以永歌、手舞足蹈。“永歌”，引声长歌。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②；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③。先王以是经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①声成文谓之音：声，指宫、商、角、徵、羽；文，由五声和合而成的曲调；将五声合成为调，即为“音”。②乖：反常。
③莫近于诗：莫过于诗。指诗最具有“正得失”等之功能。
④经：常道，用作动词，意为使归于正道。故诗有六义①焉：一曰风②，二曰赋③，三曰比④，四曰兴⑤，五曰雅⑥，六曰颂⑦。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⑧上。主文而谲谏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⑩作矣。国史⑾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⑿；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⒁。
是谓四始⒂，诗之至也⒃。①六义：《诗序》“六义”说源于《周礼》“六诗”，《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但因对诗与乐的关系理解有异，故二者次序有别。《正义》释“六义”为：“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对于“六义”，至今尚有不同的理解。②风：与“雅”、“颂”为一组范畴，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据下文的解释，同时又含有风化、讽刺之义。③赋：与“比”、“兴”为一组范畴，指《诗经》的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
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经集传》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④比：比喻手法。郑玄《周礼·太师》注：“比者，比方于物也。”
朱熹《诗经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⑤兴：起的意思，指具有发端作用的手法。
朱熹《诗经集传》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发端有时兼有比喻的作用，有时只为音律上的需要，而无关乎意义。
古代“兴”义幽微，历来理解颇多分歧。⑥雅：指雅诗。
据下文的解释，有正的意义，谈王政之兴废。大小雅的配乐，时称正声。
粱启超《释四诗名义》说：“‘雅’与‘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⑦颂：指颂诗。
据下文的解释，有形容之意，即借着舞蹈表现诗歌的情态。清阮元《释颂》认为颂即舞诗。
⑧刺：讽刺。⑨主文而谲谏：郑玄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
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此言当其“刺”时，合于宫商相应之文，并以婉约的言辞进行谏劝，而不直言君王之过失。
⑩变风变雅：变，指时世由盛变衰，即“王道衰、礼义废”等；变风，指邶风以下十三国风；变雅。
《谷风》第一章是女主人公对狂怒不已的丈夫的劝说，希望他不要遗弃自己；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和熙东风轻轻吹， 阴云到来雨凄凄。同心协力苦相处， 不该动辄就发怒。
采摘蔓菁和萝卜， 怎能抛弃其根部。相约誓言不能忘， 与你相伴直到死。
《诗经》中“赋”“比”“兴”运用较多，诗中主要有四处用比，不仅比喻贴切，而且富有变化。“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比喻丈夫只重外貌而不重内在品质，“葑”和“菲”这两种植物主要食用长在地下的根茎，“下体”比喻人内在的品质，只重容颜而不重品质的前夫的嘴脸活脱脱地勾勒出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弃妇自比其苦，朱熹说：“言荼虽甚苦，反甘如荠，以比己之见弃，其苦有甚于荼。”（《诗经集传》） 表现出女主人公被遗弃后的巨大痛苦。这两个句子都用借喻，形象与事物结合隐约而密切。只不过第二个借喻中又用了“其甘如荠”的明喻，同样用比，同中有异。
《毛诗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即此而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已经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论述产生诗歌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观念。《序》文一开始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不仅是承传了先秦以来所认识到的诗歌是心志、怀抱等理性表现，而且阐明了理性表现要靠情感的萌动。固然心志用语言表现出来就是诗，但语言表现则须 情动 ，而且只是语言还不足以成为《诗经》中辞、乐、舞合一的 风 、雅 、颂 的诗，还须情感更强烈的 嗟叹 、长歌 、手舞足蹈。所以《序》文接着说：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进一步指出了诗歌在情感的强烈抒发过程中所创造的审美属性，以及由艺术美而引起的巨大感染力。应该说，《毛诗序》以上对《诗经》情感特质的论述，除了因为当时诗歌创作尚未从附属于音乐舞蹈的初始状态独立出来，成为自觉的语言艺术，故而表现出的混于乐、舞的局限性之外，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接近了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理论。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对后世诗论影响极大，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关于 诗缘情以绮靡 的 缘情说 理论就始于此。但是，《毛诗序》以上对诗歌情感特质开创性的论述，在下面评议所谓《诗经》的 六义四始 时，却又陷进了先秦儒家 诗教 所论只能为礼义政教服务的怪圈中，而出现了矛盾和谬误。这段全文如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个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所说的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 先王 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 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 礼义 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 情 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 情 ，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 情 ；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 刺 时，也一定要 主文而谲谏 ，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 思无邪 、温柔敦厚 的 诗教 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论述 六义四始 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 四始 ： 风 、大雅 、小雅 、颂 ，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 赋 、比 、兴 ，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 言志说 打开了方便之门。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 作《毛诗序》 ，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风·王风·葛藟1
绵绵葛藟2，在河之浒3。终远兄弟4，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5。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6。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7。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8。终远兄弟，谓他人昆9。谓他人昆，亦莫我闻10。[1]
词句注释
葛藟（lěi）：藤类蔓生植物。即野葡萄。
绵绵：连绵不绝的样子。
浒（hǔ）：水边。一说岸上地。
终：既已。远（yuàn）：远离。
顾：照顾，眷顾。
涘（sì）：水边。
有（yòu）：通“佑”，帮助。一说相亲之意，与“友”通。
漘（chún）：河岸，水边。
昆：兄。
闻（wèn）：通“问”，亦有爱之意。王引之《经义述闻》：“谓相恤问也。古字闻与问通。”
古人有折柳送别之意，下面你可以参加折柳的解释意见看看，以助你更好的了解上面的诗词。
折柳送别”的文化内涵 一、“折柳”之深情 古人分别时要折柳相送，这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民间习俗，尤其是在文人墨客中，成为一种时尚。张籍《蓟北旅思》：“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
周邦彦《兰陵王》：“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从“折尽向南枝”和“柔条过千尺”这样的词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习俗、时尚存在的普遍性。
送别的地点多在长亭、桥头或大堤，如周邦彦词中提到的“隋堤”，还有下文的“霸陵”（附近有霸桥）即是。送别时不仅折柳相送，饯行饮酒自然是少不了的；有时还要吹笛、唱歌，曲子是现成的，几乎当时有点文化的人都可随口唱出；诗人们当然更要吟诗赋词以相赠。
在古代诗词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折柳送别”这种文化习俗相关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如：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2003年高考古诗词鉴赏题出的就是这首诗。）
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郑谷《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杨花”就是柳絮。苏轼有《杨花词》） 吴文英《风入松》：“楼前暗绿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
诗词中不仅写“折柳送别”这种行动，而且，凡是与柳相关的词语都要拿来抒发分别时的离愁别恨，朋友间的厚意深情。如“柳丝”、“柳枝”、“柳阴”、“柳色”、“烟柳”“柳绵”（又可说成是“柳花”、“杨花”、“柳絮”）、“杨柳”、“折杨柳”、“杨柳春”、“杨柳依依”等等。
“折柳”诗词中，还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宋朝礼部属官李之问，爱上了都城名妓聂胜琼。
李将回原籍时，聂胜琼为之送别，饮于莲花楼，唱了一首词，末一句是：“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为这，李之问又留下来住了一个多月。
后来因为妻子催促太紧，李不得不怅然离去。不到十天，聂胜琼写了一首《鹧鸪天》，寄给李之问。
李中途得之，藏在箱子里，回家后被妻子发现。李只得以实相告。
李夫人读了《鹧鸪天》，见其语句清健，非常高兴。不但没有阻止李聂的这段情缘，反而拿出私房钱让李之问去都城迎娶聂胜琼。
聂胜琼《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二、“折柳”之缘由 分别时为什么要折柳相送呢？ 常见的解释是，“柳”谐“留”音，赠柳表示留念，一为不忍分别，二为永不忘怀。
但是，这种解释我们感到很单薄，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折柳送别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习俗，恐怕不是一个“谐音”就能解释清楚的。
因此，古代就有人从另外的角度探求这其中的缘由。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提出：“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
这种解释是很合理的。柳树和其他树木相比，其特点是“随地可活”，这正可以拿来祝愿远别的人，到了异地后，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
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味。但是，我以为，这还不是“折柳送别”这种文化习俗的最初缘由。
最早的渊源应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古诗。理由有三：一是这诗句来自《诗经》，而且是名句，读书人人人熟悉；二是“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三是《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承作用是不容怀疑的，古人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当然来自经典。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渭城曲》中“客舍依依杨柳春”改为“客舍青青柳色新”，我以为不妥。总之，“折柳送别”应该有“谐音感怀”、“哲理启迪”、“文化传承”这样三个缘由。
三、“折柳”之乐曲 “折柳送别”时，要吹笛，有时还要放声歌唱，所以，古诗中常把折柳、吹笛（唱曲）联系在一起，来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与之相关的乐曲有这样三首： 一是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中的《折杨柳枝》。
有一首歌词曰：“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
李白《塞下曲》：“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还有前面提到的《春夜洛城闻笛》，这两首诗中所言“闻折柳”，都应该是《折杨柳枝》这支曲子。
二是唐朝的《渭城曲》，又称《阳关三叠》。其实原来并不是一首歌曲，只是王维写的一首诗《送阮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由乐人谱入乐府，当作送别曲，并把末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反复重叠歌唱，所。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谈到古诗词，很多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在笔者看来，确定的特别是知识性的问题，自然有标准答案。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古诗词的内蕴是否具有确定性，所引起的审美接受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虽然，个体由诗歌文本而起的想象，只能从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积淀中来，接受者的审美趣味不同，审美经验也不同，生活的经历具有个体性，所以诗歌鉴赏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
但是，有些古诗词内容确定，情感是类型化的，故此其意蕴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特点。比如，辛弃疾的一些反映报国无门之情的词。
这类诗词，不管鉴赏者是谁，可以都会引起唤起类似的情感。这些诗词的鉴赏，大致来讲，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对更多的古诗词来说，情况却非如此。一则，有的文本天然具有模糊性。
比如李商隐的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作者要表达的情境也许是确定的，传达的情绪也是确定的。但是，呈现在读者前的文本非常模糊，情感通过比兴象征来传达，读者只能大致感觉其中情绪的流淌，而无法真正具体落实。
这样的诗，是无法给出标准解读的。所以，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要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对于这一类的诗词，在意蕴方面，要寻求确定的答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多是在知识性的比如典故，技术性的比如手法的层面提出问题，来寻求确定的答案。
古诗词作为高度凝练的语言材料，其中含有大量的省略，有“言不尽意”之处。而汉语语法相对自由，比较起词形有变化 （比如因过去时将来时等时态而不同） 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的变化。
语言的特点增加了诗歌的多义性，使多种解读可以并存。比如，通行本 《诗经》 的第一篇《关雎》，最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底是既定事实，还是主人公“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际的幻想，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仅仅是黄粱一梦，其实是无法断定的。
这种诗译成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就会被迫挑选其中一种。比如这一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译为“Shy is this noble lady/With gong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这是将来时，结果未 卜；而学者辜正坤则译为“The lovely girl is slenderly tall/With bells and drums he wins her after all”，宣称男主角最终赢得了淑女的芳心。
这种诗如果保留其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则可以大大增加阅读乐趣。如唐代诗人皇甫松的 《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末二句的主语省略，根本无从判断是谁抛莲子，也无法判断要被人知的“人”是谁。
发挥想象，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种情形：（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被她看的少年） 知半日羞。（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采莲的其他女子） 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路边经过的行人） 知半日羞。（采莲少女的同伴） 无端隔水抛莲子，（少女发现自己） 遥被人 （自己同伴） 知 （自己贪看少年） 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少年） 知半日羞。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作为标准答案，都是对这首诗趣味和美感的一种戕害。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古今时移世易，不管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导致我们对古诗词的误读，古诗词在古代应该是可以找出准确的“标准解读”的。实际上，标准答案可能压根就不曾存在过。
相当一部分诗，不但有多种解法，而最为时人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还以 《关雎》为例。
这首诗，汉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 《毛诗序》“后妃之德”说，具体讲是贤德不妒，后世孔颖达 《毛诗正义》、朱熹 《诗集传》 等无不赞同。此外还有 《毛诗正义》 后妃“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之说等等。
明清以来，学者多另倡新说，如崔述 《读风偶识》 认定此诗是写“君子自求良配”。对于这些说法，现当代学者多不信服，纷纷认定这是一首恋歌。
像余冠英广为流传的 《诗经选》 中就判定此诗是写男女恋情。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要提供标准答案，出题者是要提供古时最权威的“后妃之德”说呢，还是提供如今的恋情说？ 如果说符合本意才是标准答案，放在 《诗经》 的解读史中考察，后者未必就比前者更符合作者本意。
更深一层说，甚至连那些明显的误读都未必没有价值。20世纪有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英美新批评就专注于文本的语义分析，认为作品可以独立自足。
照此说来，哪怕是不符合作者本义，只要是文本可以衍生出这种解释，就可以认可。而我们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甚至还有着悠久的“误读”传统。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采用的方法便是 《左传》 中所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孤立地抽取 《诗经》 中的一章甚至几句或一句，来结合眼前情境，并不管本义如何。比如 《左传》 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想要联合鲁共讨郑国，就赋 《摽有梅》，此诗原义是女子盼望男子及时求婚，这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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