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其所收诗歌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长短和歌，其成书年代和编者，历来众说纷纭，但多数为奈良年间（公元710~784）的作品。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约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公元717~785）完成。其后又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包括长歌及短歌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按内容可分为杂歌、相闻、挽歌等。杂歌涉及面广，四季风物、行幸游宴、狩猎旅行等都在表现之列；相闻大多是恋人、朋友、亲人之间感情上相互闻问的诗歌；挽歌主要指葬礼上哀悼死者的诗歌，也有临终遗作和后人缅怀之作。此外，诗集还广收了口头流传的民谣《东歌》和《防人歌》。前者是流传在日本东部的民歌，后者为戍边兵士的诗歌。两者均表现纯情、质朴的风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集还选入两首《乞食者歌》，倾诉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和奴隶的心声。从形式上看，诗集主要分为长歌、短歌、旋头歌3种。其中长歌265首，短歌4207首，旋头歌62首，另有连歌、佛足石歌各1首及汉诗4首，汉文22篇。
（拓展：奈良时代（Nara
Period）
始于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的710年，止于迁都于平安京的794年，历经八代天皇。元明女帝是奈良时代的第一代天皇。她死后，还有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原孝谦）、光仁、桓武。女人在奈良朝占了四代共三十年。圣武这一代几乎是皇后光明子掌政，淳仁这一代也是上皇孝谦的天下。
此时的奈良朝受中国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遣唐使、派往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和美术繁荣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全国大兴造寺、造像，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今天仍见于奈良的寺院和正仓院宝物中。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自己看看啦！ 《诗经》概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
《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
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
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
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
《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
《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
1、难道这些关于女性的诗歌都体现了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吗？
2、“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孔子的观点，【诗经】作为孔子整理的文学作品，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可能因为自己反对关于该作品的观点而不保留该文学作品。
3、作为一个文人就必须具备该有的文德，就必须用理性的思想对待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作品，何况孔子的思想终就有古典的哲学思想。【诗经】就是这样。
4、一个最简单的比喻：中国人讨厌日本但不能否定日本的科技成就。5.因为孔子希望用诗经教育弟子，而诗经事实上有许多跟教育没关系。6，，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无邪是不过度的意思，所以孔子不但没有贬低关雎，反而对之赞叹有加。所谓观诗以知政，就是要通过民间诗歌的创作来考察政治的得失，而郑卫之声虽比不上韶乐在孔子心中的位置，但孔子并没有因个人好恶而摒弃这些优秀的诗篇。
一个民族对于性的态度与这个民族传统的风俗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理解日本民族的性文化、性爱道德，了解其民族性，应当首先从日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相关风俗的角度来审视。日本人最早从什么时候表现出公认的“好色”？他们表现为好色的性行为又是什么？其精神指导又是什么？首先我们只能在日本保存至今的最早的教典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去寻找。
记载着日本上古时代婚俗、性风俗和性爱文化的文献，是在公元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部书虽称“史书”，却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书，是两部绝好的民俗学资料。712年完成的《古事记》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犹太民族及欧洲各国的《圣经》，而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则相当于中国的《史记》，是很神圣的典籍。
任何原始宗教要想成为系统的体系化的宗教必须有它的教典，日本神道因此把《古事记》奉为教典。《古事记》开篇记载了日本国土和日本人种的起源，日本的历史于是被分为“神代”和“人代”两个阶段，其所谓的“神代”先后生成的神共有七代，通称“神世七代”，按照历史学的世代来划分，它相当于绳文时代（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前）和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其第七代便是男神“伊耶那歧”、女神“伊耶那美”二位尊神。据说，就在这二神出现之后，这时，诸天神做出决定，命令伊耶那歧命（“命”或“尊”乃日本人对于天神与天皇的尊称）、伊耶那美命二神道：“希望你们下去将这个飘浮不定的国土建造完成。”
同时赐给他们一根饰以美玉的天沼矛，委托他们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这两位神站立在联结天与地的天浮桥之上，杵下那根天沼矛，不停地搅动海水，海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然后提起那根长矛，从矛尖上滴下的海盐很快堆积成一座岛。这岛就是淤能吕岛。
二神于是降临到这岛上，立起了巨大的“天之御柱”，建造了漂亮的宫殿，那就是新婚的洞房吧。这时，伊耶那歧命问他的妹妹（现在应该说是妻子了）说：“你的身子长得怎么样了？可否让我看看？”伊耶那美命害羞地回答说：“我的身子已经完全长成，只有一处未成，尚有不足之处。”
伊耶那歧命马上告诉她说：“我的身子也完全长成，可是多出一处地方。因此我想用我多出的地方插进，并填塞你的不足之处，然后产生国土。
你看如何？”这算是男人的求爱吧，伊耶那美命爽快地回答说：“我想可以吧！”他们感觉这样的大事不可随便，似乎应该举行一个仪式以示隆重，于是伊耶那歧命建议道：“那么，我和你围着这根天之御柱绕行，碰面的时候就行男女房事吧。”这么约定之后，他又赶忙说道：“你从右边绕，我从左边绕，咱们赶快碰面吧。”
按约定绕行之后，碰面的时候伊耶那美命先开口说道：“啊呀，好一个美男子！”随后伊耶那歧命才说：“啊呀，好一个美女子！”相互这么说后，伊耶那歧命很担心地跟妻子说：“女的先开口，恐怕不吉利。”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忍不住仿照鸟儿的体位交媾了。
不久便生下孩子，叫水蛭子，那是一个残疾儿，他们把这孩子放进苇舟里让水冲走了。接着又生了淡岛，也没有算在他们所生的孩子数中。
《古事记》中的这一记载将两性结合作为宗教仪式加以描述，可谓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性交启蒙教科书。在野蛮时代，宗教是人类启蒙的重要途径，尽管它后来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它对于性的启蒙也是积极的。
这个故事强调的是男人的主动和主权，女子的被动和随应。此所谓“阳动而阴应，男唱而女随，义也”。
一个民族的性启蒙、性教育和对性的认识对于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进入20世纪以来《古事记》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教科书，无疑现代日本人在接受了它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的同时，也接受了各种开放的性教育，这一点我们从日本保留至今的一些宗教性的节日典礼（即日语所谓的“祭”）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神道是以祭祀、祈祷为特征的宗教。
既然日本人自称神国，以神道为宗旨，我们自然应该从日本神道的精神和神的习性上来分析它们对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集团社会，其集团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在与神道相关的各种“祭”中。
日本人常常集体参与各自地域的“祭”，这些节日庆典许多是一种放纵的或者宣扬性开放的“狂欢节”。这些民俗宗教节日在日本有几千年到几百年不等的历史，其中一些起源于两千年前弥生时代的农耕部落。
在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们常常在田间小路上性交，反映这一习俗的是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飞鸟坐神社的御田祭。那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经过部分改动的宗教节日的表演。
这种性行为的表演是宗教仪式，似乎它主要不是为了感官刺激，而是为了娱神祈祷，尽管表演者和观赏者都从中得到了愉悦。表演时，一人戴“天狗”面具，另一人戴“多福”面具（少女形象的面具），戴天狗面具代表男性，戴多福面具代表女性，表演是向公众展示男女欢娱激情而真实的场面。
天狗表演者将少女表演者推倒，在“她”的私处演示各种动作，完全是一场“做爱秀”，但这可是正经严肃的宗教祭事。其中还包含有和插秧相似的一部分动作，它暗示的是向。
《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
《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
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
《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雅、颂三类。
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
《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②雅。
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 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
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
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
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
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
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
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
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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