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一下，网上找到的东西———— 词，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因其独具的文化因子而呈现出特有的柔媚香艳的风格特征。
所谓"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诗之境大，词之境狭"等等，都是在强调"词别是一家"，与传统的诗歌不同，婉约派也因此而被视为词坛之正宗。虽然在艳情诗中同样也存在着"浓艳香软"的内容，但"诗庄词媚"的事实却依然存在。
可见问题不在于诗歌是否能写媚艳的内容，而在于诗歌是否具有如同词一样的能够充分展现那种特有的媚艳情趣的"功能"。结构是功能的积淀。
通过对结构的分析来把握诗词的表现功能，并进而阐释"诗庄词媚"的成因，应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一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整齐的五七言为代表的"齐言"是最典型的形式。
因为它是以整齐规范的外观与灵活多变的内在结构相结合而建构起的既具有稳定的形态又具有活泼的生命的艺术形式。稳定的形态与活泼的生命构成的对立统一正与"中庸"的人生宗旨相一致。
因而它也就成为最能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态的艺术形式。在诗歌中，每押一次韵便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语言单位的获得。
但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古体诗歌中，只有四个诗句，即两个韵脚，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诗歌结构单位，并在诗歌的整体背景上被"凸现"出来。这是因为：第一，自诗经时代开始，大部分民歌便是以四句歌词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的。
因为这种结构形式最易于被民间歌手掌握。过短，难以表述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容；过长，则难以驾驭。
文人诗歌从一开始便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传统。第二，在远古，歌乐本是一体。
演唱四句歌词的长度正应该是乐曲的基本长度。因而诗歌又必然地要受到乐曲长度的限制，维护从四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传统。
第三，通过对比来说明抽象的情感与事物，是远古时期最常见的语言表述形式之一。表现在诗歌中便形成了前二句比兴，后二句叙事或抒情的基本模式。
古代诗大都是以四个诗句为一个单位来结构作品的，而四个诗句往往又能完整地表述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这不仅使得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厚，而且也使得诗歌的过渡只能在各结构单位之间进行，因而在内容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如李白《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形式的规范与内涵的丰厚使得古体诗的风格浑厚典雅，境界阔大。
结构上的鲜明的阶段性又使其难以象散文一样细细地描述事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而只能使抒情成为基本内容。在格律诗中，绝句本身只有四句，前两句写景或叙事，后两句抒情，或颠倒过来，前两句抒情，后两句写景或叙事，是其基本结构方式。
这正是远古时期通过对比来表述事理与情感的艺术手法的翻版。律诗则因有对仗的要求而使结构有了变化。
对仗不仅要求上下两句的平仄、词性相对，还要求内容相对，既要能表现一个对象的两个方面或两种特征。这种通过两个方面或两种特征的对举来表现对象的本质的做法，必然会大大增加诗句的容量。
因而律诗可以打破传统的结构方式而以两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来结构作品，并在起承转合之间，存有明显的阶段性。二 词诞生于民间，香艳俚俗是其早期特征，后经文人染指，步入艺术殿堂，经历了由俗向雅的转化。
但与南朝、唐代的艳情诗相比，艳情词"俗"的特征仍很明显。艳情诗受传统诗风的影响，写男女之情重在"雅"，表现的是一种"情趣"和对女性情感的"品味"。
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近似一种"欣赏"。艳情词则具有很强的世俗色彩，写男女之情重在"俗"，表现的是爱恋的"过程"和对女性体态的"观赏"。
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较近，近似一种"把玩"。当然，这只是就整体而言，因为在雅俗之间，往往很难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
雅的情趣是一种心理感受，所以艳情诗可以成功地使用传统的抒情手法来表现其内容。但传统诗歌的结构模式和对仗要求却使得诗风趋于典雅、厚重。
可以用它来写刻骨的相思，却难以用它来表现细腻的爱恋过程与女性体态的婉转流动。即使是南朝的宫体诗也比不上温柳词的婉曲细腻，便是一个证明。
俗的把玩则重在感官感受，所以艳情词追求的是过程与细节的逼真、生动，是对女性体态（包括心灵感受）的细细描摹与层层铺叙。诗歌结构中存在的以四个诗句或一联对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较为固定的承转模式，对于表现词所追求的内容与风格显然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
因为词的描摹与铺叙非常细密婉曲，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限定，加上乐曲的限制，词便只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重新结构作品。其结构单位因此而变得不再确定。
以贺铸的《薄幸》为例： 淡妆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
记画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娇无奈。向睡鸭炉边，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
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
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此词为怀人。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
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
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
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
《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
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
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
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
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
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
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
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
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
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汉乐府。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
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
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古诗词
我爱古诗词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古诗词浩如烟海，它流传久远，题材广泛，语言精辟，内容丰富。它是我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所发出的光芒尽管穿越千年时空，却越发的光彩夺目，必将继续照耀今天和明天的文坛。我爱古诗词是因为它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它篇幅虽小，内言万千，它词汇丰富，语言精炼，它山水鱼虫，思想深邃。学习古诗词我的语文写作能力和鉴赏能力有了很大的跃升。我爱古诗词，它是我心中的最爱，是我心中的最美。我爱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爱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月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爱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更爱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古诗词的篇幅很小，但是意义很深，这些诗人都是用短暂的几句话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果你也喜欢古诗词，就多体会体会吧！
论苏轼“词似诗” 词似诗，便“非本色”。
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王灼《碧鸡漫志》高度评价东坡词，也是从“诗与乐府同出”、诗词不应该有区别的基本观点立论的；胡寅也认为“诗出于《离骚》《楚辞》。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 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集序》）也就是说，王灼和胡寅都承认东坡词“似诗”。
按照胡寅和王灼的逻辑推论，诗的审美内涵是杜绝“香软柔媚”，摒弃“绮罗香泽”，不屑“绸缪婉转”作风的；诗的功能，则主要是在于“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感发人的“逸怀浩气”，使人“自振”。也就是说，胡寅和王灼是从传统诗歌的“言志”功能和“教化”作用，强调东坡词的价值意义的。
我们检点苏轼的词作，可以概括出其“词似诗”的三个特征：一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中国传统诗教是将诗歌纳入制度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所谓“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即是中国古代诗歌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正式宣言。胡寅、王灼对东坡词的评价，实际上主要也是就这个层面立论的。
在内容方面，它要求作品能够体现家国怀抱及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就连《水调歌头·中秋词》、《卜算子·孤雁》等事实上也流露出词人眷恋社稷的政治怀抱。
二是在审美意义层面，强调作品的阳刚之气。中国古代诗歌，体现出阳刚与阴柔两大审美系统的对立与调和，主流文化往往强调阳刚之气和豪杰之风。
苏轼一向反对词中的阴柔和艳冶之词，尽管他自己也有大量的婉约词作，但主要作风，表现出对于阳刚之美的偏爱与执著。三是在表现方式上，苏词以直抒怀抱为主，既少用比兴，又不像柳永那样铺叙形容，而是议论的成分较多，没有词的曲尽其意的婉转韵味。
因为词作为一种新文体，它的文化属性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庶族文化特性，也即平民文化属性，士大夫情感，与这种属性是有距离的。再加上作为“新声”的词更多在对于个体私人生活和个体内宇宙细腻情肠的表现与再现，在气质与风调上，苏轼一部分词不具备有别于诗的这种词之特性，也即是说，其词线条粗放，境界疏阔，并且士大夫情结十分典型和强固，从本质上更接近于诗。
苏轼词的“士大夫化”，是其词似诗的重要因素。苏轼的士大夫人格，决定了他“词似诗”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价值取向。
所以王灼在批评李清照所说苏轼词乃“句读不葺之诗”的观点时说，这种观点是中了“柳永野狐涎之毒”，这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证明东坡词与柳永词疆界分明，是典型的士大夫词，因而得到士大夫正统批评家的肯定。似诗的士大夫词的最突出特征，是他的主观抒情性。
即是说，这类词像传统的诗一样，是以作者主观抒情的方式进行情感传输和意志表达，不像一般文人词常常是对一种场景或情事及人物活动情境的创造性表现。举例来说，苏轼的大多数作品，都像日记或自传一样，全部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抒发和情绪展示。
《全宋词》存东坡词三百多首，出现“我”字竟然有69次之多。而且苏轼词中“我”的情绪大都与“遇”与“不遇”的感怀或牢骚有关。
其他像柳永、周邦彦词中就更多那种客观言情写实的意境和场景描述，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人公可以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别的男性或女性。这样，他们的作品就像戏剧或小说一样是被词人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和艺术境界，而不仅仅是词人独自真情实感的抒发，更具有一种客观性，反而能够供广大读者或观众从中发现作品中的“我”。
李清照认为：词，就应该写传统诗歌所没有表现过的人情的隐秘世界；如果像苏轼一样，用词来表现那些诗歌常用题材，甚至表现手法和方式仍旧和传统诗歌的粗豪抒情一样，那便是以长短句的形式写出来的诗了。所以说东坡词的主观抒情性，是其词最突出的个性，也是其词士大夫品格的标志。
人们说他的词似诗，在很大程度也是从这个认识上立论的。苏轼词的似诗倾向，尤其在他的创调之作《醉翁操》和其隐括《归去来兮辞》的《哨遍》得到印证。
其《哨遍》不仅似诗，简直像文赋。它是“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所以带有很重的文辞风貌。
按照词的严格律度和音乐审美的标准衡量，确乎不太像词。从序中可以看出，东坡写作此词与当时谪居黄州的生活及心境有关，隐括陶渊明辞意，也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
虽已“就声律”，而且可歌，却与当时时尚的流行曲子词相去甚远。但这种即兴之作，并且即时而歌的热闹场面和气氛，又确有流行曲的味道。
正是此类词的流传，更让人们觉得东坡词粗疏直率，如是得出东坡“词似诗”的判断。其《醉翁操》则是由琴曲翻改而成，味其词语，亦诗文之间。
不过此词则不在于主观抒情而有一种客观述事和议论的韵味。从中可知这首词是东坡根据琴曲倚声新创的词调。
问题在于，苏轼也有像“花褪残红青杏小”、“一颗樱桃樊素口”这类纯客观言情的艳词。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
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
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
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
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
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
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
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
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
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
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
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
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
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
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
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
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
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
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
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
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
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
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
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
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
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
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
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
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
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
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
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
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
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
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
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
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
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
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
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
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
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
个时空状态停滞了。
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
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
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
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
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
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
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
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
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
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
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古诗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瑰宝之一，它的语言含蓄凝练，句子间跳跃性大，意境深刻而悠远，很多诗词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
这里的“名”和“佳”恐怕不仅仅指那几个或者几行精炼的字和词，而是这简短的几个或几行字词所表达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些内涵往往不是显示在这些字和词的表面形式，而是隐含在字里行间，隐含在篇章，甚至是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的，例如：阮籍的一首律诗《咏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相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从字面意义上看描写了作者深夜弹琴的情景和孤独不安的忧思。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相交的时代，不知道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作者自身所处的地位境况，我们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作者的情怀，不知道作者为何夜不能寐？不知道其实诗中的“孤鸿”、“翔鸟”都是另有所指，更不知道诗的背后还另有所隐，即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愤懑以及对浑浊的社会政治的揭露和批判。
由于当时黑暗高压的政治环境，此诗多用比兴，写得比较隐晦曲折。诗在言志，诗歌的内容往往表现出意义的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这也是所有诗歌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是诗歌一贯的手法，在对诗歌的内涵进行阐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到隐含理论，隐含理论是诗歌意义阐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指导方法。篇章分析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诗歌作为文学篇章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无论是从体裁、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存在很大的丰富性，但关于它的隐含意义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国内一些学者借鉴了俄国诗学篇章中隐含意义的分析理论，对俄汉诗歌进行了隐含对比分析，在数量和深度上都很有限。
本文借鉴了以往学者的理论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代诗歌中的隐含现象进行了分析。（一）隐含的概念 1967年，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在哈佛大学做了三次讲座，在他的第二讲Logic and Conversation （逻辑和会话） 中首先提出了隐含现象和会话合作原则，在世界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格赖斯开创了大规模隐含研究的先河。隐含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含包括听话人从语句里能够推导出来的任何间接性信息内容，不论这种间接性信息内容是不是说话人意思，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意向，也不管这种间接性意思是否已经实义化；狭义的隐含只包括说话人通过语句传达的、听话人理解出来的间接性的、隐晦的说话人意思，听话人解读出来的狭义隐性内容必须符合说话人的意向，必须是已经实义化了的，而不能是潜在的，是否是说话人的意向是区分广义隐含和狭义隐含的主要标准。
和会话活动的形式不同，文学作品的文本大都是书面形式的，它脱离了对话式语言的现场性，作者和读者之间不能像说话人和听话人那样可以相互打断、解释或者补足，读者在解读文本内容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己的世界知识、语言知识和逻辑能力，所以，在对文本的产生背景缺少全面掌握的情况下，作者所解读出来的间接性信息往往带有很多的个人痕迹，这些间接性信息可能并不是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思。在做初高中试卷的诗歌解析题目时，如果学生对一首诗的内容及其作者情况全然无所知，那么你肯定不会得到千篇一律的答案。
例如对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的解读：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唐代知识分子十分注重考取进士，一旦考中便前程似锦。
此诗便是朱庆馀在考进士之前寄于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行卷，他将自己此时期盼又有点不安的心情描写成刚出嫁的妇人，委婉含蓄，希望能得到推荐。如果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不甚了解的话，很有可能就把它当成一首描写出嫁新娘心态的闺情诗，当然还可能存在其他更多的解读，这在逻辑和情理上都未尝不可。
难道说除了标准答案之外其他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吗？这里就存在一个广义隐含和狭义隐含的判断标准问题，采用的标准不同，对这些答案的态度就不同，这一点在判卷标准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学文本的时候主张作者死了，认为应该完全以读者、解释者为中心来欣赏、理解文本，这时采用的就是广义隐含的概念。
为了方便对隐含进行分类，本文将采用狭义隐含的概念，即只包括读者解析出来的和作者意向相符合的那部分内容。（二）隐含产生的机制 诗歌中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隐含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根据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会话行为的顺利进行是建立在言语双方的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的，他将此界定为对合作原则的绝对遵守，对其四个准则中的任何一个的破坏都会导致隐含。
如果说会话合作原则是会话行为应该遵守的规范，那么，对篇章而言，语篇的衔接和语义的连贯就是应该遵守的规范。如果篇章违反了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规范就会产生语篇隐含，而这种隐含在诗歌中是最常见的。
例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第一句和第二句由于格式的对称尚且能找到语篇上的衔接，但第二句和第三句之间从表面上确实。
诗经——《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gao）衣綦（ji）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yin du），有女如荼（tu）.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cu）. 缟衣茹藘（lǘ），聊可与娱. 大意：漫步走出城的东门，美女多如天上彩云；虽然多如天上的云，可并不是我思念的人；唯有素衣暗绿色头巾，还能欢乐我的心；漫步走出外城的门，美女靓丽如茅花；虽然靓丽如茅花，可是我不思念她；唯有那素衣红佩巾，还能娱乐我的心. 评析：纵然美女如云，却不能重情、不丧志，所需要的坚定意志，大概不逊于疆场上刀光剑影下的英雄气概.英雄可以视死如归，却不一定能在万花丛中不懂一点杂念；就是皇帝一向叱咤风云，也有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前例；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痴心女子负心汉”，这当中肯定包含了不少风流的事. 可是，世上真有坐怀不乱的汉子.虽然不多，毕竟有.这也构成了一道人生风景.美丽的花几千万朵，最心爱的只有那一朵.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秀色可餐固然使人愉快，但不一定可爱.美丽而可爱，美丽且有气质者，才能打动心灵最深处.漂亮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才是最适合的. 男子汉当中也有坚贞者，不全是无情郎、负心汉.坚贞应当是对自己的选择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目标有不懈的追求.这有可能是凭着直观感觉来进行，也有可能是以深刻的内省为基础. 请相信，男子汉的忠贞也有不可动摇的时候. 忽忽~终于写完了，可能是有点不符合你的要求，但是我已经是绞尽脑汁了.毕竟，3000字 ——20分，出200分应该也不会有几人. 上面的应该基本符合你的要求，我也是因为要备课才写这个东西的，也就顺便在网上写下来发给你.注意，不要抄的一模一样，自己在中间加点语句，我写的只是赏析而已，你可以加点其他的观点进去论证.比如说我说的“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前例，你可以去举点例子，加以论证. 最后说一句，文章，还是自己写的好，最好把我的当做抛砖引玉，相信你会写出更好的原创论文.。
试论生物学与古文学艺术
生物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导思想之：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为宗旨，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这就务必要求生物教学目标除了应注重知识的传授、能力与方法的训练，还更应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因为此方面适用性更广，持久性更长。而要完成此教学目标，常常要求跨学科或泛学科的。在义务教育实验教材中能把生物学知识与古文学艺术有机的联系起来，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使生物学知识更体现着人文的关怀，闪耀着人性思想的光辉。下面撷取部分精彩内容以飨大家。
“两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天来了，湖水、江水都泛起绿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春天气温升高，阳光明媚，水中的藻类植物大量繁殖。这些绿色的小生物自由地漂浮在水中，使春水荡漾着绿波。这样学生不仅从古诗中欣赏到了江南春天的美景，还对植物类群中的藻类植物的形态特征及生活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藻类植物的进一步学习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种F去的是种子，收获的粮食也主要是果实和种子，可以说，我们都是靠种子植物来养活的。这样学生对种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即能产生种子且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就印象深刻。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古诗是对于植物生命周期的生动写照，被子植物的生，要经历生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联系到每个人类个体，不也是经历类似植物这样的生命周期吗？人生苦短，每个人只有在人生成长阶段，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才能在人生成熟时期，享受到丰硕的果实。这样对培养学生珍爱生命，热爱生括的情感态度则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大多数作物的播种季节。为什么在春天播下去的种子容易长成幼苗？这与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有关。通过知识的讲授之后，进而让学生联系自己，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不同样也与自身内因和外因密切相关吗？希望同学们能把握好人生的“黄金时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对学生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就有水到渠成之感。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从学生熟悉的歌咏春风绿柳的诗句，可了解干万枝条及绿叶，都是由芽发育成。这样非常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芽的结构怎样？为什么小小的芽能萌发成新的茎叶来？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古诗生动贴切地比喻了人猿同祖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人类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保护我们的近亲这些濒危的现存猿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人类也有可能走向绝灭的境地。从而迫切地唤起人类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千里莺啼绿映红“。在唐代诗人杜甫和杜牧的笔下，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啁啾的鸟鸣使大自然充满生机，鸟类是_人类的好朋友。
“粱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唐代诗人白居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描写了燕子生儿育女的艰辛，反映了生物繁衍后代的本能。联想到每个同学的父母，哪一个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委婉凄美的爱情诗句，曾影响许多后人。但当我们学完家蚕的生殖和发育知识之后，再分析这首诗其中有失科学性的地方，同学们若让你做个小诗人，你能通过改其中两个字使之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艺术性吗？学生都跃跃欲试，其中不乏有妙笔之处。
当课堂上学生吟诵宋代诗人赵师秀《约客》诗句，“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闹敲棋子落灯花”。这时教师适时提出思考问题：1、在什么环境条件下能听到蛙的鸣叫声？、雌雄蛙都能鸣叫吗？3、蛙的鸣叫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学生对青蛙的生殖发育的有关知识就有了初步了解。
总之，学校教育应发挥各学科的特点，井注重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渗透，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和人格的塑造，在达到认识、技能领域里的教学目标的同时，更好地去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我首推诗词歌赋，因为在我心中，它们是最特别的存在，也较具代表意义.我自小便极喜爱唐诗，及长，又觉得词的韵味更深远些，后来涉猎多了，便愈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不免感慨那些古人的才情，确是现代人无可比拟的.有时候看多了那些诗词，便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清灵的感觉，所有的一切皆可抛至脑后，宁愿“采菊东篱下”，抛却扰人的尘嚣.有人说我太情绪化，我不否认，有时我看了一阙词，忽而体会词人的感受便不免难受起来，极易被那一阙阙词控制感情，然后心便隐隐痛了起来.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之大，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此后并对韩国、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作中国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文化前进.先前：传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她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现今：我们要承担起光大，把优秀中华文化应奉献给人类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去享用别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未来：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发展.站在今天，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责无旁贷.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11-10-05 14:49 统的技术与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现代的技术与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本国或民族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需要通过实施文化与技术变革，打破自身传统的封闭模式，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之中.同时，应保持本国技术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化. 两难选择——— 传统与现代关系 在技术转移中的体现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实施技术转移、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在其中却遇到了以下两难选择难题：首先，如果全面、深入地实施技术转移，虽然会促进本国技术、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外来技术的持续输入而导致的文化传播，将会给本民族或国家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其结果，可能导致本民族传统技术与文化丧失独立性甚至崩溃.其次，如果为了强化本民族意识，弘扬传统文化，只吸收外来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虽然能够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但却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并阻碍技术转移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可能导致本民族或国家的再一次落后.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本国传统的技术、文化与外国现代的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呢？从理论上说，传统的技术、文化大多具有特殊性，现代的技术、文化又大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技术、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围绕这个问题举办了题为“现代性与个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不同态度——— 面向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 中国中国古代创造出了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文化中心主义”和鄙外崇内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不需要向各国学习，世界各国只有臣服于中国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种态度就决定了当时的技术转移只能是单向性输出，而不是同时积极地引进技术.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上述态度，依然鄙视西方的技术与文化，阻碍对外来技术的转移.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改变了上述态度，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将西方技术器物纳入到中国技术与文化系统中加以应用，而不改变自己传统的社会文化.受其影响，近代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器物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没有及时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社会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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