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骈（pián）文，也称“骈体文”、“骈俪（lì）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此处所述不当.据刘勰《文心雕龙˙总述》引录颜延之观点称：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而刘勰本人的观点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发生于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辩着眼点在于有韵与否，而非散文骈体之别.而况，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也多有押韵，故加修正.）。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国语》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离骚，》《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370多句，2400多字，为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王逸《楚辞章句》题作《离骚经》，宋代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指出：“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也有人称之为《离骚赋》，或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
《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370多句，2400多字，为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王逸《楚辞章句》题作《离骚经》，宋代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指出：“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也有人称之为《离骚赋》，或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
九歌：《楚辞》篇名。“九歌”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楚辞》的《 九歌》，是战国楚人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东皇太一 》、《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国殇》一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 战死的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 哀伤。王逸说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若苦，愁思沸郁”，故通过 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这种思想感情。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 仅供祭祀之用。
乐府，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 「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赵，代之讴， 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例如《青青陵上柏》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这个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们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井非属于他的世界。在诗人貌似冷峻的态度中，蕴含有失去人生归宿感的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忧愤。
《明月皎夜光》则抒写了诗人的另一种失落，那就是一些文人在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标榜气节和忠义，而一当他们在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层开竞争，原先的交谊就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诗人一度笃信的伦理道德，也就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顿时现出虚妄；这就使诗人所说的“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驱车上东门》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个体生命面对滔滔的时间长河，既弥足珍贵，又卑微渺小。诗人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无论是露骨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总之是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的束缚，很难获得健康、乐观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感叹短暂的人生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是甘心颓废，有人仍在洁身自好，寻觅精神上的永恒。《回车驾言迈》就说：“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里所说的“荣名”，已超越了以爵禄为标志的事功，而是追求精神的不朽。尽管这种不朽在当时尚乏具体内涵，却预示了诗人企望功业不朽、文章不朽的建安时代即将到来。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不得不背乡离井，长期漂泊在外。这些文人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异乡逃避政治的迫害，更渴求有爱情、家庭的温馨，以慰藉孤独而屈辱的心灵。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遂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一大主题。《涉江采美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
涉江采英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不少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首先，这是由于在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环境与心灵世界的狭小封闭，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去咀嚼体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细腻，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又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
汉末文人则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蛙力，原因便在于此。例如《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即的情状良有新意。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思妇借助单调往覆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又如《行行重行行》，写思妇对丈夫的深切怀念，虽然蒙上了唯恐被弃的阴影，她最终还是搁下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转而向对方致以一往情探的祝愿。没有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悉，是无法开掘出如此幽微的情感层次的。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最早是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把这些亡失作者名字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文选》“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诗经》，本来是从远古到西周的民歌、颂歌的总集，经孔子删定，与《尚书》、《礼纪》、《易经》、《春秋》并列为儒家五经。
《洛神赋》，三国北魏时曹植（字子建）的名篇。曹子建本极爱慕其嫂甄氏，托名洛神，写作此文，以表达对其嫂的爱慕之情。
《长恨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唐玄宗时，安禄山造反，马嵬坡缢死杨贵妃。传说后来经道士相引，玄宗得与杨妃魂魄相会。陈鸿作传，白居易写成此诗。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这十九首诗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
边塞诗又称出塞诗，是以边疆地区汉族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永嘉四灵，是指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永嘉四灵是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形成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温州古为永嘉郡，遂称之为“永嘉四灵”。
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诗人建安七子也大多死于建安年间，故称这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词
词是诗的别体，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
汉乐府
两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三曹七子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七子”指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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