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讲得很详细，也有实例：赋 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诗三百）中，开创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说：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喻和比拟。
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
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
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
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为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赋比兴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
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
“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 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
赋比兴的手法 后人曾经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这三者也确实是《诗经》最基本的艺术手法。
关于赋比兴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宋代朱熹的解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之一，这种直接叙写的例子多不胜举，《豳风·七月》就集中运用了赋的手法，按照季节物候变化的顺序，铺叙了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
其他如《氓》中弃妇的不幸遭遇、《君子于役》中黄昏时分农家小院的情景、《击鼓》中对家乡妻子的深挚思念以及《溱洧》中男女相约游春的欢乐等，也都是用赋的手法直接叙写出来的。“兴”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诗经》民歌中借以起兴的物象大都是自然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如烂漫的桃花（《桃夭》）、和鸣的雎鸠（《关雎》）、猗猗的绿竹（《淇奥》）、皎洁的月亮（《月出》）等。
这些物象本身就使人感觉优美的诗意。而兴的妙处更在于借以起兴的物象和下文之间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关联，它或衬托，或暗喻，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粗犷尚武的《秦风》中有一首荡气回肠的恋曲《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一唱三叹，诉说着对可望而不可及的“伊人”的向往，而那用来起兴的苍苍蒹葭、清清白露，和主人公忧伤怅惘的心情互相映衬，使全诗都笼着一层淡淡的哀伤。王国维曾经赞誉它“最得风人深致”，而这正得力于“兴”的妙用。
“比”在民歌中也俯拾皆是，比的运用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加生动传神，如《硕人》连用了六个比喻来夸写女子的美貌：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些比喻把女子的美丽描画地鲜活灵动，使人几乎有耳闻目睹之感，而这些比喻也因此被后世不断沿用，成为描写女子美丽的习语。其他如用癞蛤蟆比喻荒淫好色的卫庄公（《新台》）、用美丽的蕣华比喻女子的容颜（《有女同车》）等，也同样贴切逼真。
《国风》民歌中还经常用比喻把抽象的心情甚至品德具象化，像下面这样的句子：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邶风·柏舟》 未见君子，惄如朝饥。
《周南·汝坟》）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卫风·淇奥》） 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
（《魏风·汾沮洳》） 这些新颖活泼的比喻，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回环复沓的章法 《诗经》民歌一般由若干章组成，每章之间常常只更换一两个字，例如《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首诗三章之间只变换了六个字，其他的语言全都一样。这就是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
这种形式是民歌中独有的。民歌大多是即兴抒情之作，它全部的目的只在抒情。
而《诗经》民歌的语言是洗练的，往往寥寥几句就能表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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