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以慎独两个字为宗。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汉族，是晚明儒学的殿军人物，统合宋明五子学问，开创了他的慎独之学，这一理论体系将宋明儒学的核心范畴性、情、心、理、气打合在一起，实现了人、天、物的贯通。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
万历二十九年刘宗周为进士，天启元年为礼部主事，四年起右通政，参与东林党活动，曾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被停俸半年并削籍为民。
崇祯元年刘宗周为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升任左都御史，因上疏与朝廷意见不合再遭革职削籍。
南明弘光朝复官，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而辞官归乡。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时，正在进餐的刘宗周即推开食物恸哭绝食。期间，清贝勒博洛以礼来聘，刘宗周“书不启封”。绝食二十三天，于闰六月初八日卒。
刘宗周以”慎独“二字为宗。
刘宗周是晚明儒学的殿军人物，他统合心学、理学、气学，开创了他别开生面的"慎独"之学。刘宗周处在晚明这样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背景中，他自己又是遗腹子，从小寄生在外祖父南洲公家里成长,养成了刚毅严谨内向的性格。晚明时期阳明后学出现自然主义和悬空悟道流于禅的两大弊病，使得刘宗周对阳明学的信仰产生了三次变更，即一开始的全然信任，到后来的怀疑，最后的辩难不遗余力。基于刘宗周的生平事迹、品格性情、时代背景以及学术渊源，刘宗周统合宋明五子学问,提出了他的"慎独"之学。
这一理论体系将宋明儒学的核心范畴"心"、"性"、"情"、"气"、"理"打合在一起，推至心学理论走向最高峰。作为"慎独"本根论的"独体"概念开出宋明心性论的新气象，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打通"心"、"性"、"情"、"气"、"理"、"太极"所有间隔，实现了天、人、物的贯通。天、人、物之间原本是亲密无间的一体，万事万物统一于"理"，"理"在人心则为"性"，"性"是"心"之主宰，心性合一为"独体"。
慎独是一种情操；慎独是一种修养；慎独是一种自律；慎独是一种坦荡。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 古人历练人生分为四阶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倘若四项都非常完满，培养出的人就能德才兼备、造福社会。很显然，“修身”属于古代培育人才的第一要务，这既是选拔贤良的基础，也是造福社会的重要途径。饱学，是内功；自律，则须内外兼修。几千年来，有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常挂在中国人嘴边，那是修身最高的境界——慎独。 所谓“慎独”或“慎其独”，可通俗地解释为：小心翼翼地固守本性，无怨无悔地遵循道德，矢志不移地追求理想。其实说到底就是“慎心”，在各种利诱面前靠强大的“精神防线”来抵挡形形色色的诱惑。 慎独 [shèn dú] 在独处中谨慎不苟。语出《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中国儒家的道德修养术语。由子思首次提出，意谓在无人监督的闲居独处时,对自己的行为尤须谨慎,自觉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礼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大学》中也说：“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熹从理学的观点对此进行发挥，认为在对待惟已所知而不为人所知的细微之事上，要谨慎不苟，这样才能“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将“慎独”作为“存天理、遏人欲”的重要方法。朱熹后学真德秀更直截了当地说:“盖戒惧慎独者,敬也”（《西山答问》）。《中庸》里的“慎独”成了宋儒主敬说的理论基础。明末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为“独此物之本，而慎独者物格之始事也”（同前）。他着重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谈慎独。 存在是孤独的，不要怕一个人，这是生命给我们的纯粹启迪，不带有任何意义。和自己修补关系，学习宽容，懂得尊重彼此的自由的话，两个人和一个人，并没有太大分别，而一个人比两个人也可以更好过。你相信了，会好过一点，明白自足的幸福 人最大的心结，是只看到别人的错，认同自己是受害者，不幸的可怜人，却看不透，受害者往往是自害的，借别人的存在加害自己，胡思乱想活坏了关系，不知所谓。能不能认真一点对待爱？把自我稍稍放下，自爱多一点？自爱的人不容自己活在自怜和受伤的阴影里，那是懦弱的表现。要分得清爱和害原差一线。对亲人如是，爱侣如是，面对自我更如是。当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时候，才懂得尊重和相爱，大家一起走一段关怀的路，是缘分的礼物，要感谢也来不及。 不害怕孤独时，一个人和两个人，女人和男人，温柔和暴力，忠贞和背叛，爱和恨，已经无需再二分了。 人的能量是这样的，当你把变坏的感觉和情绪内化，让自己一个人承受和承担时，你迟早会崩溃。理论上，人是必然孤独的，没有人能代你活下去，可感情上，你无法找到一个依靠点的话，无依无靠便容易崩溃。当能量掏尽了，世上最强的人也会倒下。我们累了，能量跌到谷底，情感受创，助长负面想象，一切顿然变得灰暗，失去意义。必须提醒自己：这感觉只是脑神经倾向负面反应的惯性循环回路，而不是生命真实的反映，别认同它。 [沧之涛的回答]当能量下滑时，不要死命地撑，人是孤独的动物，但不用执着孤独。找个感情的依靠点，譬如爱人，譬如宠物，譬如自己，譬如神，放在心里，爱着他/它，然后对自己微笑，说声感谢。不要计较这依靠点是否真实存在，人就是人，要依靠比自己更强的感情支柱活下去！ [沧之涛的回答]不要介意依靠，毋需顾存面子或什么，人本来就是群体的动物，没有执着孤单的理由和需要。抓紧一个让自己定心的依靠点，平静自己，然后超越自己，能提升的话，才能体会生命的意义！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汉族，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
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
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生平简介
天启初，为礼部主事。历右通政。因劾魏忠贤、客氏，削籍归。崇祯初，起顺天府尹，奏请不报，谢疾归。再起授工部侍郎，累擢左都御史。又以论救姜采、熊开元，革职归。福王监国，起原官痛陈时政，并劾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复争阮大铖必不可用，皆不听，乞骸骨归。杭州失守，绝食二十三日卒。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学者称念台先生。又尝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又称蕺山先生。宗周著作颇富，有《刘蕺山集》十七卷，及《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圣学宗要》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刘宗周，初名 * ，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生于1578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4日)，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理学的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之后有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最终由南宋朱熹将理学发扬光大，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南宋的朱熹在原有的儒学思想加以改进发展成理学。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融入整理理学体系，可以说融汇了众多古代圣贤的思想智慧。
理学在宋朝的发展，到元朝时期正式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元朝文人学习的必要理念，被官方所大力的弘扬“君臣大义”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夷之辩”成为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被包括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许多文人士子都极力推捧程朱理学。
继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明末，王学开始衰微。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批判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学风，欲用朱学救其弊，提倡治国救世的名实之学。明末两大儒中的黄道周推崇朱学，而刘宗周以“慎独”为宗，对王守仁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
到了清朝很多朝中大臣都喜欢程朱理学，一时兴起了学习程朱理学之风，许多希望在仕途上获得成就的学子为了得到朝中大臣的青睐也学习程朱理学，但是这种带着功利性的学习的内容只是徒有其表，没有学到程朱理学的本质观念。
“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之重要。他说：
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厕、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
又说：《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那么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这里，不仅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
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
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他认为“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而且“良知”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险。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独”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则俱致，一体无间。
人心与天地、万物关系极大，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本正则天地万物悉正，以此为出发点，齐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天下太平则易如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如果说“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那么“诚意”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这里，先要理解什么是“意”。刘宗周说：
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
因此，“意”是“心”之本体，是人心中超越的价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刘宗周还特别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于无，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就是说，“意”合摄了一切价值但又不表现为任何具体的价值规定，具一切相而不落于任何实相。所以“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为未发之中。
“意”既然不是现实的活动，而只是一种超越的潜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动念”，而是“至静”。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
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
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
又曰：“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
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
在关于“未发之中”这一点上，刘宗周揭出“意”这一个重要范畴，指出“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也就是说，“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一种潜在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由此出发，他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进行了批评：
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即王阳明）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
刘宗周所说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诚意”呢？他说：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静安虑，次第俱到。
也就是说，通过“定静安虑”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以实现对超验价值本体的还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意”就是要以“思诚”的人道践履实现天道的本诚。刘宗周说：“诚意云者，即思诚一点归宿工夫也。”正因为“诚意”是一点归宿功夫，故正心先诚意，这是“由末以之本”，因为“诚以体言，正以用言”，诚意是体，正心是用。“诚意”的功夫就是“慎独”。刘宗周说：
《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其为物不二，而生物不测，所谓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总为诚意而设，亦总为慎独而设也。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故诚意者《大学》之专义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后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学》之了义也，后此无正心之功，并无修治平之功也。
这样，诚意、慎独与致知、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诚意。在《学言》中，刘宗周又说：
《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可见，格致是诚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诚意则是格致的目的或归宿。通过“格物致知”这样的经验性方式，去体认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体——意。因此，格致与诚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将刘宗周这种“诚意”、“慎独”的学说概括为“以心著性”、“归显于密”。的确，诚意、慎独的内倾性极为明显。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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