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下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加法

培养人才，是中国教育的母题。

如何破局？

我们对话了吴军博士。

谈话从近期较受关注的“双减政策”开始。

这部全名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高规格文件出台后，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

舆论的焦点都在关注其中的减法。

然而如果阅读过原文就可以知道，减法是纠偏，加法才是重点。

一共三十条的《“双减”意见》，有16条都在做加法。综合素质被提升到了突出地位，教育主阵地将回归校园。

建议在“双减”的同时，进行“双增”。“双增”即：增强家长对孩子“人生规划”的正确指导，增强公益组织对学校的支持辅助。

1、减法，从来只是答案的一半

光减负为什么不行？

吴军读的前几年，学校没怎么考过试。考试了，结果，十几个人的一个班，0到100分的都有，还有好几个的同学语文数学加起来只有十几分。

我们今天可能很难相信，的孩子会考出0分。可能更难想象的是，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资源。

“一旦没考试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即使考试少了，家长心里得有数。”吴军提醒道。

这段经历发生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考试减少、难度降低后学生的成绩反而变低了的情况却不是特例。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对此曾有研究，她认为，教育需要秩序。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秩序都是基于知识学习而形成的。

因此，当只做减法的减负破坏了这种秩序，却不能建立新的秩序时（往往基于素质），个人和学校都会崩解。

减负，从来只是答案的一半。

2、多学知识，而不是技巧

我们向后退一步看“减负”。

讲“减负”的前提就是学业负担重，所以才要减。

客观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高考这类选拔性考试必然会带来高竞争。竞争本身是一个中性词，良性的竞争可以激发创造力。

然而，从钱学森之问我们可以看到，基础教育的高度竞争并没有催生大批的人才。这说明学业负担不仅重，而且在人才培养上是低效的。

这种低效是因为中国基础教育的竞争主要是在横向技巧深度上，而不是纵向知识深度上展开的。

而美国的高中生则在纵向知识深度上竞争。

表面上，横向的技巧深度也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你会觉得烦。

吴军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人都喜欢新的知识，没有人会对来回炒冷饭感兴趣。

但是为了应对中高考，大多数的学校都会安排一年左右的时间专门备考，也就是说，三年里有一年基本不学新知识，这样人的好奇心也会消失。

其次，你会觉得学了也没用。

在解题技巧这个维度纵向增加难度，客观上也会让考试与本质脱节。

较近，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就批评目前的科学课脱离科学实践，导致有的学生光知道细胞、遗传、ATP这些概念，却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观念，更别说应用了。

较后，人才冒不出来。

由于在早期就消磨了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所以即使有的孩子取得了，也不会真的喜欢上数学和物理。

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感兴趣的学生少了，大学里选择此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更少，愿意从事科研的人群也大幅缩水，较后就很难转化出人才。

3、“加法”，加在哪儿？

要摆脱这种低效竞争，有没有其他的经验可循？我们问吴军。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分流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很受关注，于是德国也在舆论里超越美国，一跃成为了中国教育看齐的标杆。

“我们先说结果”，吴军说。

今天，无论是从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数，还是二战后在科学上的贡献，德国都是在西方主要里做的比较差的。

这和德国教育所依循的洪堡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强调专业化和技术教育。短期效果立竿见影，在当时让德国迅速崛起，一直到二战前。

但是，这种体制很难产生新思想。二战后，虽然德国还是一个主要发达，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德国就逐渐落后于英美了。

今天在德国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工程师，但是要说二战后哪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是德国人做的，就很难举出来。

德国的教育体制还间接影响了中国。

早期，苏联高等教育继承了洪堡体制的主要思想，实行文、理、工分校，这套做法后来也被新中国采纳。因此，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德国比较类似，工程师人才储备很多，但是的科学家很少。

因此，还是得回到做得好的英美法等诺奖大国，总结他们的经验。